【案例分析-民事诉讼】刑事案件中的供述笔录,能否作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使用? 作者：未知     时间：2018-06-12    来源：互联网

    案情简介

    2000年8月，李大伟（后因票据诈骗罪被判处死刑）、陈煜辉（后因票据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冒充农业银行人员，向西部证券许诺高息，骗取西部证券在农业银行开户并先后转入3001.01万元，预留了财务专用章和负责人私章的印鉴。2000年8月18日，李大伟以预留印鉴不清为由，骗取西部证券在白纸上重新盖了财务专用章和负责人的私章，李大伟在私刻了这两枚印章后，到农业银行用伪造印章购买了现金支票、转帐支票各一本，当场支取现金120万元，转走900万元。2000年9月，农业银行发现李大伟、陈煜辉提现和转帐支票上的印鉴有问题，即与西部证券要求对帐。李大伟、陈煜辉得知情况后，称印章系因天气冷热变化造成的差异，并书面保证印章无问题。同时，陈煜辉以私刻的两枚假印章更换了原预留印鉴卡。截止2000年11月，李大伟、陈煜辉利用假印章伪造支票的手段又先后从该帐户中转出2995万元，其中162.5万元现金以高息的形式付给西部证券。2001年11月7日，西部证券工作人员到农业银行对帐，帐户仅有余额97886.16元。农业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破案后有2164.0023万元未追回。西部证券向陕西高院起诉，要求农业银行返还存款3001.01万元及利息。陕西高院一审判决农业银行返还存款3001.01万元，但未支持相应利息。西部证券、农业银行均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定西部证券存在重大过错。故改判农业银行需返还西部证券本金17031060元及相应利息。

    法院观点

    在本院二审质证期间，诉争双方对前述刑事诉讼案件卷中相关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西部证券认为，上述刑事诉讼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和证据。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尽相同，相较而言，民事诉讼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当事人的过错和民事责任，因其一般只涉及当事人的财产等民事权益，故在民事诉讼事实认定中并不采用过高的证明标准。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已经确立了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亦即优势证明标准。该条规定表明，在案件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的相反证据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_度盖然性，法院应当依据这一事实作出裁判。如果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不明显或无法判断，即双方证据支持的事实均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本案中，由于华雪玲、黄河等均系西部证券工作人员，因此其关于西部证券如何将款项存入农业银行、如何与李大伟商谈高息以及款项如何被骗并致损失过程的证言的可信性较高。同时，西部证券并未举证证明公安机关在对华雪玲、黄河等人进行上述询问时和制作询问笔录中采取了非法手段。特别是，在公安机关调查西部证券涉案款项如何存入农业银行以及如何被诈骗所进行的询问笔录中，无论是华雪玲的证言，还是黄河的证词，都不是孤证，而是与李大伟的供述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其证据力甚至超过了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所要求达到的高度盖然性程度，足以证明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故本院对华雪玲、黄河、李大伟的上述证词和供述内容予以釆信。

    律师意见

    1、刑事案件中的供述笔录，可以作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使用。在司法实务中，基于刑民分离思想的影响，部分法院对于刑事案件中的供述笔录能否作为民事案件中证据来使用，存在不同的做法。有部分法院仅对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刑事供述笔录中刑事判决中未予认定或与刑事犯罪无关的相关供述，有部分法院直接以刑事判决未予认定为由直接否定相关笔录的证明力。但最高法院认为，对于刑事案件中的供述笔录能否作为认定民事案件事实的依据，应根据相关供述是否与民事案件的事实相关、是否可与其他证据之间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条，是否经过质证等方面，综合确定相关供述的证据资格、证明力大小。不能粗暴的以相关供述系在刑事案件中作出而否定其在民事案件中的证据资格，也不能以刑事判决未对相关供述作出认定，即否定相关供述的证明力。

    2、律师处理涉及刑民交叉的案件，应摒弃刑民分离、先刑后民的办案思路，树立刑民并举的办案思路。根据我们处理的大量刑民交叉案件积累的丰富经验，我们发现，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过度强调刑民分离、先刑后民的现象。过度强调刑民分离，导致部分律师、法官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忽略了相关联的刑事案件中收集的相关证据尤其是刑事供述笔录对于处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意义，导致民事案件可能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而败诉。过度强调先刑后民，导致部分律师法官在处理民事案件时总期望通过刑事案件的手段达到对对方当事人“一击致命”的效果，忽略了民事案件的细节处理，导致经常出现对方当事人已经“锒铛入狱”，但民事案件却“一败涂地”的尴尬。因此，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应坚持刑民并行，两案并举的办案思路，为相关案件的处理设计整体性的诉讼方案。

    3、虽然最高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中的供述笔录可以作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使用。但民事案件法官对于供述笔录的采信并非毫无前提。人民法院仍需结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因素，在经质证后，依据自由心证原则确定刑事案件中相关供述的证明力大小，决定是否在民事案件中予以采信。因此，对于提出将刑事案件供述笔录作为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不要错误的以为相关刑事案件中的相关供述可以直接作为民事案件中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具有绝对的证明力，进而忽视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明；对于意欲否定刑事案件供述笔录作为证据的一方当事人而言，不要错误的以为刑事案件的供述笔录绝对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不具有证据资格，进而不发表质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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